紡織企業必看!東南亞隻是個中轉站!中國紡織企業要學日本製造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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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貿易動蕩的大背景下,來自日本、德國、歐元區的最新一組數據顯示,主要出口大國的動力持續萎靡,貿易活動乏力重創製造業信心。今年2月份日本製造業PMI數據初值下滑至48.5,創下32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而作為歐洲經濟的領頭羊,德國製造業的PMI初值在二月份降至47.6,創下了74個月以來的新低。歐元區2月製造業PMI初值跌破至49.2,為2013年6月以來首次。
中國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的5月份中國製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4,比上月回落0.7個百分點。WTO預計,2019年全球貿易活動增長僅3.7%,較2018年的3.9%有所放緩,並有可能進一步下降。
國內紡織陣陣寒意,東南亞產能崛起
在全球貿易增長乏力的大背景下,國內的紡織市場日子並不好過。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我國紡織服裝行業的毛利潤從2012年年底的12.14%降至2018年年底的10.16%。紡織服裝行業在人工成本、環保成本等持續上升的大勢之下,毛利率呈現持續下跌狀態,2018年的毛利率降至近10年來的最低點。年營收2000萬元的規模以上紡織業企業數量也從2011年3月的2.2萬餘家降至2018年年底的1.9萬餘家,激烈的競爭加速了紡織企業“去小留大”。
今年自開年以來,紡織市場的景氣度便一直處於低位徘徊,下遊很多織造服裝工廠都延期開工。而到了傳統的紡織旺季”金三銀四”,市場也並未向往年一樣紅火,”接單接到手抽筋”的日子久久盼不來,尤其到了四月份中下旬,市場行情迅速轉冷,本該最忙碌的時間裏卻異常的清閑,麵料商不敢囤貨,各類工廠在五一都有放假情況。
在國內紡織產業麵臨掙紮局麵的同時,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卻在快速搶占紡織市場。隨著國內生產成本以及用工成本的快速攀升,紡織產業正大批量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越南就是其中承接中國紡織產業轉移最為主要的國家之一。
目前,越南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紡織品出口國,僅次於中國和印度。
越南成世界第三大紡織品出口國,國內紡織產業感受涼意,越南將成為紡織產業上的“世界工廠”
一直以來,印度與越南紡織產業較集中在成衣加工,但越南野心很大。4月24日越南政府副總理鄭定勇日前簽署政府第18/2019 /QĐ-TTg號決定,禁止進口技術使用年限達到10年或以上的二手機械、設備和生產線技術,將於2019年6月15日生效。
這意味著越南將不再滿足於服裝環節的生產市場,將直接進軍麵料和原料市場。可以簡單概述為:所有在越南投產的紡織企業,若是想享受越南的關稅優惠,那麼紡織品所用的紗線、麵料輔料等原材料的原產地都必須是在越南(原產地越南比重至少達90%)。
這樣一來,所有在越南投產的紡織企業,都不得不減少對中國麵料以及原料供應的依賴,轉而加大對越南紡織產業的投資,完善產業鏈。此消彼長,這對中國紡織產業而言,無疑是一次極大的挑戰。
中國基礎建設,讓投資者來的容易走的難
對於轉移到東南亞的企業來說,當地物流設施已成為他們最為頭疼的問題。眾所周知,東南亞的基礎建設並不完善,導致這些國家物流設施遠不如中國。糟糕的公路、稀缺的鐵路和擁堵的港口大大拉長了交貨時間並推高了運輸成本。無法像中國那樣在工廠、供應商和全球客戶之間建立聯係。
作為東南亞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越南似乎可以承接遷出工廠的部分物流生意。數據顯示越南港口的集裝箱吞吐量從440萬標準箱大幅提升至1230萬標準箱,但是缺少深水港依舊是越南物流的硬傷。而世界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國就占了7個。全國鐵路營業裏程達到13.1萬公裏以上,高鐵總裏程占世界2/3。
事實上,在海外建設工廠的往往會發現外國的環境遠不如中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日本工廠紛紛搬到東南亞,但近幾年,日本工廠反而紛紛重新搬回中國來。日本媒體曾對上千家日企做過調查,發現日企最想投資的地方還是中國,被很多企業推崇的東南亞,卻不是首選。近日紡織巨頭萊卡公司,基於中國的基礎設施、紡織市場、人才儲備等等,將其全球第四個研發實驗室、國內首家研發中心——先進紡織品創新中心(Advanced Textile Innovation Center,簡稱ATIC)在佛山三山科創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有從業者表示,一些東南亞引以為傲的價格優勢也在逐漸喪失。越南胡誌明市周邊省份租金從2015年的每畝30美元,上漲到了目前的100美元,漲了3倍多。勞動力成本上漲的更快,目前平均工資已經比2014年高出約50% ,達到2300元左右,企業普遍預計越南勞動力成本在7年後將與國內持平。
而且東南亞的整體工人素質和中國工人差距太大。得益於義務教育,中國工人87%以上受到過中學教育,而東南亞工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導致工廠不得不為此承擔額外的成本。加上不完善的物流設施,工廠反而承擔比在中國時更高的成本,得不償失。
東南亞一些國家雄心勃勃試圖代替中國的紡織工業,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夠成為“世界工廠”的,成本、價格優勢並不能主導一切,更何況這種優勢還在逐步萎縮。中國產業鏈完備、操作標準、基建完備、物流高效,相比東南亞,繼續在中國發展或許是出口商們最好的選擇。
紡織企業要看:產業轉移的日本經驗,少走很多坑!
日本製造業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1985年的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大幅升值,1990年代起中國擴大對外開放,以及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都在日本掀起了對外投資建廠的高潮。
出人意料的是,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並沒有造成國內製造業的空心化。相反,受益於產業轉移,日本製造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在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等方麵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當前,因為要素成本上升,環評力度加大,以及中美貿易戰爆發等因素,中國的傳統製造業麵臨巨大壓力。日本的經驗,對於探討是否需要產業轉移,如何避免產業空心化等一係列問題有借鑒意義。
國際產業轉移沒有造成產業空心化
我們選取了1995到2016年之間的數據,評估國際產業轉移對日本國內製造業產生的影響。
從上圖可以清晰的看出,在這一期間,製造業企業的海外生產比率持續攀升。擁有海外生產基地的企業,海外生產比率已經升高到40%,而全製造業部門的海外生產比率也達到25%左右。
但是,除了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劇烈衝擊之外,國內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製造業的實際GDP以略高於日本GDP增速的水平平穩增長(見下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發展是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經濟長期停滯,國內市場逐漸萎縮的情況下實現的。
日本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在經濟高速增長結束之後,隨著市場飽和,要素成本上升,沒有規模效益的中小企業將麵臨巨大的競爭壓力,市場結構會迅速向頭部企業集中。要避免大量中小企業破產對社會造成衝擊,積極的推動產業轉移,幫助他們去海外發展,將成為緩解中小企業困境的重要手段。
把生產率較低的中小企業轉移到海外,也將為生產率較高的企業,以及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從而提高製造業整體的效率。
主要製造業指標裏唯一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的是就業人口。從1995年到2016年,日本的製造業就業人口從1364萬人減少到1017萬人。這一數字看似驚人,但是同期的美國製造業就業人口,則從1720萬人一路下滑到1230萬人。考慮到日本人口隻有美國的約三分之一,並且還在逐年減少,可以斷言,在創造製造業就業機會方麵,日本的表現遠遠優於美國。
另一方麵,日本勞動力市場更有效的吸收了製造業的失業人口。比較同一時期日本和美國的失業率,除了受東亞金融危機影響的1999-2001年的3年,日本的失業率遠遠低於美國,一直維持在3-5%的低水平。
產業升級是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重要前提
為什麼大規模的國際產業轉移,沒有造成日本國內製造業的空心化?
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開始全麵對外轉移的1980年代,產業升級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就。
日本企業的品牌享譽全球,有足夠的能力開展跨國經營。因此日本製造業的國際產業轉移,本質上是跨國公司供應鏈在全球範圍內的重新配置。大公司在日本的總部,強化了研發功能,保留了高附加價值的最終產品,以及核心部件,機械設備等中間產品的生產環節,而將附加價值較低,技術含量不高的生產環節,轉移到海外的生產基地。
根據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2017年日本製造業仍有近6成的企業在國內保留有“母工廠”。這些工廠的主要功能是開展製造業前沿的研發活動,以及為海外工廠提供生產技術支持。
將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的日本企業,主要目的也不是利用當地廉價的生產要素,而是積極開拓新市場。
如表所示,日本企業在北美和歐洲的生產基地,無論在剛剛開始產業轉移的80年代,還是近期,都致力於開拓當地市場,產品銷往日本的比率極低。
最讓人驚訝的是亞洲地區的日企,印象裏這些企業的業務模式是利用所在地的廉價勞動力生產工業品,再銷往日本市場或其它發達國家。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雖然比重不及北美和歐洲的日企,亞洲日企的主要銷售市場就一直是投資對象國和周邊地區,這一局麵持續到今天。
日本內閣府發布的《日本經濟2012-2013》研究報告,從銷售額,出口額,經常利潤,員工人數和勞動生產率五個方麵,比較了在海外以開拓新市場為主要目的的日企(市場開拓型企業)和以降低生產成本為主要目的的日企(生產替代型企業)。研究結果顯示,市場開拓型企業日本總部的銷售額,出口額,以及經常利潤的平均值,是生產替代性企業總部的2到3倍,市場開拓型企業的總部在銷售額,出口額,經常利潤以及勞動生產率4項指標上的增速,均遠高於生產替代性型企業。
國際產業轉移讓中小企業獲新發展空間
進入7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進入尾聲。隨著工資成本不斷提升,環保要求越來越嚴格,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日趨嚴峻。
很多企業開始控製用工規模,日本9人以下製造業企業的數量,竟從1969年的47.5萬家,增加至1983年的近60萬家。相反,100人以上所有用工規模企業的數量在這一期間都有所下降,市場結構迅速向頭部企業集中。
是產業轉移給了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新的發展空間。日本製造業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層層分包的金字塔型分工結構,大企業和中小供應商之間有長期穩固的合作關係。大企業在海外建廠的時候,常常帶著中小供應商集體出海。這種做法,特別是在初期,帶來了穩定的銷售渠道,使得小企業的海外經營能夠迅速走上軌道。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和綜合商社在海外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貿易振興機構負責搜集海外投資環境的基礎信息,提供谘詢服務,開展商務對接; 綜合商社則在商業信息搜集,工業園區建設,投融資,采購原料,開拓銷售渠道,風險管控等各個環節提供一站式服務,極大降低了中小企業國際產業轉移的門檻。
沒有海外生產基地,並能夠生存下來的中小企業,多為高度專業化,在細分市場裏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以日本著名的中小企業集群東京大田區為例,該區早年有三菱重工,日立,佳能等大型企業設廠,逐漸發展成為日本主要的機械加工基地。
但是1980年代之後,因為大企業海外建廠,區內的企業逐漸失去訂單。為謀求生路,很多小企業進入先進製造業,從大批量生產轉型為承接高精尖的小批量加工業務。由於訂單規模變小,用工成本極高,企業規模不斷縮小,至2005年,大田區有4778家工廠,其中員工9人以下企業,占到企業總數的8成以上。但正是這些小工廠,小作坊,支撐起了自動化設備,精密儀器,半導體裝置等日本製造的核心部門。
筆者熟識的大田區一家有近70年曆史的自動化設備工廠,從生產瓶蓋,方便麵的包裝設備起家,利用在自動化設備領域積累的經驗,成功轉型到對技術和精度要求更高的藥品包裝設備,以及半導體設備製造業,近年來更一躍成為特斯拉電池的設備供應商。這種在傳統行業裏積累核心能力後向高科技行業成功轉型的案例,在日本中小企業中十分普遍。
日本政府於2006年專門出台《中小企業製造業基盤技術高度化法》,支持中小企業技術升級。該法律背後有日本社會的共識,即一大批掌握核心技術的中小企業,是確保日本製造業始終走在先進製造業的最前沿,保持強大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前提。
日本經驗的啟示
與日本相比,中國幅員遼闊,市場規模龐大。麵對要素成本上升,貿易戰升級等挑戰,通過國內產業轉移,開拓內需市場,很多企業也能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
但是,就像東京大學丸川知雄教授指出的,隨著中國經濟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國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之間,逐漸形成了典型的“中心-外圍”關係,中國既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質優價廉的工業品,又把他們鎖定在初級產品出口的國際分工之中。改變這一貿易結構的根本途徑,在於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幫助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也正在於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產業轉移是大勢所趨。
上述日本的經驗對我們討論產業轉移有多重啟示。首先,要區分不同類型的轉移模式,采取相應的對策。像華為,OPPO,VIVO,小米等手機品牌在印度等地建廠,是大企業為了開拓新興市場的合理舉措,應該全力支持。
而單純因降低成本,環保,緩解貿易戰衝擊等因素而進行的生產替代型轉移,如果不能騰籠換鳥,讓新興產業彌補空白,將不可避免的導致產業空心化。對於生產替代型轉移,特別是對於在華的外企,要鼓勵他們保留中高端產品生產線,或者建立區域總部,讓新的海外生產基地與中國之間仍然保持聯係。
歸根到底,要避免國際產業轉移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負麵影響,持續不斷的產業升級才是關鍵。來自中國本土的跨國公司成長起來,將有效的整合全球價值鏈,建設海外基地,開拓國際市場,進而反哺國內,帶動中小企業轉型。
而一大批高度專業化,掌握核心技術的中小企業的出現,將為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提供雄厚的加工配套資源,和更多的技術支持。中國要發展成為真正的製造業強國,必須將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同時堅定不移的推進下去。